纪念金经昌先生 | 中国规划教育的开拓者：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导读
金经昌先生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创办人，同时是国内著名的摄影艺术家，笔名金石声。1978年起，金经昌先生任第二、三届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起任顾问。
今年是金经昌先生111周年诞辰，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特邀张庭伟先生撰文纪念，于金经昌先生诞辰（12月26日）前夕发布。
本文字数：4872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作者 | 张庭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荣誉理事，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荣休教授
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中城市规划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早期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工作始于1920年代末，兴于1937年日本侵华之前及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的初期，上海、天津、大连、武汉等一批城市均编制了都市发展计划，有的城市甚至几次修订（如上海），可是除了若干局部规划的个案之外，大部分城市层面的规划都没有落实。（参见：董鉴泓，2004，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制规划的人员有聘请的外国规划顾问，更有在欧美日留学归国的中国规划前辈，以及国内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面对社会需求，为了培养中国规划人才，一些前辈开始开设城市规划的专门课程。1947年，同济大学的金经昌教授首先开设了第一门正式以“都市计划”为名的课程。1952年，同济大学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教研室，由金经昌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长达26年。1978年后，金经昌先生担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就是今天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当年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教研室，在1986年发展成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系，现在已被国际国内公认为城市规划教育的领先者，所培养的大批规划师中，很多人成为中国规划界的骨干，所以金经昌先生被称为中国规划教育的开拓者。
金经昌，在摄影界又名金石声，原籍江西婺源，1910年12月生于武昌，2000年1月病逝于上海。1931年金经昌先生考入同济大学土木系，1937年获工学士学位。因学业优秀而得到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1938年赴德国深造，1940年获得德国达姆斯塔（Darmstadt）工业大学的特许工程师学位(Dipl.-Ing.)。由于二次大战，他被困在德国长达六年，期间担任达姆斯塔大学道路及城市工程研究所的工程师，并且参与了达姆斯塔城的战后建设。抗战胜利后，金经昌先生于1946年返回祖国，在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任工程师，参与上海市都市计划工作。在当时上海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解放后曾任上海副市长）主持下，上海都市计划开始于1946年，一批归国专家先后参与其事，并三易其稿。1949年春，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终于由程世抚（规划、园林专家，哈佛及康乃尔大学毕业）、钟耀华（规划、建筑专家，哈佛大学毕业）、金经昌（规划、道路专家，达姆斯塔工大毕业）及鲍立克（德国顾问，规划、建筑专家）等共同完成，并且保存了规划文件，直到上海解放后送交上海人民政府。
图1：1949，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局部）
上海市都市计划应用了有机疏散理论，主张城市分成组团，中间以绿带分隔，功能上力求就业和居住平衡，交通上设立高速道路系统，这些规划理念不但在当时属于先进，反映出中国规划与二次大战后欧洲城市同步的规划水平，而且对中国的规划实践具有深远影响。1980年代后中国城市规划进入高潮以来，几乎所有城市的总体规划都采用组团结构、绿带分隔、高速道路系统等模式，在相当程度上皆受影响于当年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有机疏散理论受到金经昌先生的力荐，直到1991年，金经昌先生在写给当时上海市政府分管领导人的信中还推介了这个理论。他写道：
用什么方法来疏解上海呢？我想应该用有机的方法来疏解上海。伊利尔·沙里宁写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的确称得上是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它虽然出版于1943年，但至今40多年过去了，其中所说的那些原则，到今天还对规划工作者，对城市规划工作的领导非常有用。……对照我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好像作者的每句话都是针对我们的问题说的。我的文章写到这里，下面就请你自己去把沙里宁的书好好读上一遍，并且把你认为重要的段落记录下来，好好的消化一下。你读完了沙里宁这本书，你至少能理解城市的有机疏散怎么做，而且是何等重要了。
（金经昌，2002，漫谈城市规划，《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7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段文章说明了金经昌先生对有机疏散理念的推崇。结合金先生自己几十年的规划实践，他发展出自己的规划结构理论，其特点是把城市布局和道路功能结合起来。在总体规划布局中，他主张有“瓜”（组团）有“藤”（对外交通道路），对外交通道路以切线方式连接各组团（犹如瓜和藤的关系），各组团中心之间则以公交系统连通（犹如“冰糖葫芦”穿心相连），由此建立了组团完整的内外交通系统，又可将内外交通网络分开，减少了交通拥堵。在交通规划中，他主张以周围用地的性质（生活性或生产性）来确定通过其中道路的性质，以便将生活性和交通性道路分开。这些理念，对今天的城市结构及道路规划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金经昌先生在1950年代主持的合肥规划中就应用了综合组团加绿楔分隔的有机疏散模式，得到专家和市民的普遍好评。此外，他在所参与主持的上海曹阳新村、同济新村总平面设计，以及上海新客站南北入口的架空方案设计中，都把自己所学的专长贡献给了中国城市建设。金经昌先生对城市规划事业的挚爱，甚至影响了他的三弟金经元先生，金经元在《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中深情记录了自己如何由于大哥的言传身教而投身规划事业，后来成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金经元，2002，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19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仅规划技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金经昌先生的规划价值观，而对培养年轻一代规划师来说，正确的规划价值观无疑比规划技术更加重要。1986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班请金先生题词，金经昌先生为此写了一篇短文，以“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为题，而规划应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就是金先生不变的规划价值观。
他说：
规划和建设的每个步骤，都要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规划是未雨绸缪，不是临渴掘井，不能不从人民需要的长远利益着想,只顾眼前利益，仓促上马，只能使今天的建设成为明天改造的对象。
”当年，金先生多次对我们这些研究生说：
很多地方出现了交通拥堵，然后请我去帮助解决，但是问题已经这样严重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规划的作用是出现问题之前的防患未然，不是问题成堆再想到用规划去救火堵漏……
”对于旧城更新，他说：
城市是为人民的需要而建设的，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或者别的什么人改造旧城。一是为了恢复它本来的光辉面目，一是改造或补充旧城的生活设施，使生活在旧城中的人民和新城中的生活一样现代化。……新旧是历史的痕迹，旧也有很宝贵的东西，因此要珍惜和分析，不能只是要“旧”的就统统保护起来，也不能因为“旧”了就通通拆光。”
”他提倡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人和自然本是同根生的，城市在森林中，森林进入城市中，在科学先进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我们是让我们的城市继续臃肿窒息下去呢？还是让新鲜空气、灿烂的阳光和轻轻的流水进入到我们城市来颐养我们的老一代和哺育我们的新一代呢？
（金经昌，2002，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赠城市规划专业86届毕业班，《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3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生命的晚年，金经昌先生更加关注规划师的价值观教育，他主张规划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不仅是锦上添花的宏大叙事项目。1990年11月，在全国有关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交流会上，时年80岁的金经昌先生说：
城市规划是为城市建设做长远打算，如何把城市中的人民生活搞得更好些。城市规划工作者要为城市做深谋远虑，使城市在建设中的每一步都能真正的解决人民的需要。城市规划工作者时时刻刻所想到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使人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城市规划专业就是要为祖国建设，振兴中华，培养这样的人才。……不正确认识城市规划的内容和要求，如何去培养城市规划人才呢？不真正有一颗为人民考虑，关心提高生活水平的心，又如何去做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呢？
（金经昌，2002，在全国有关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交流会上的发言，《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6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上述1991年给上海市领导人的信中，金经昌先生同样强调了规划价值观的重要性：
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要解决好人民在城市中的居住、工作、休息和交通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解决好城市中居民的衣食住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四个现代化”最终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从宏观到微观，从竖向到横向连系来研究城市总规划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就是要有远见，从竖向连系到横向连系就是要全面。在横竖组成的思想网络中，要把城市各方面为解决好居住、工作、休息和交通问题的综合手段，疏而不漏的进行通盘考虑，使城市成为适用、经济、美观，充满新鲜空气，有灿烂阳光，有清清流水的舒适的生态环境，既方便生活，也有利生产。
（金经昌，2002，漫谈城市规划，《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7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先生留给学生们更深印象的不仅是一位名教授，而且是一位个性鲜明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刚正不阿，直言不韪，对于正确的事情坚持甚至固执，在中国规划界是有名的，被称之为“德国脾气”。1958年金经昌先生应邀到苏州讨论规划问题，他主张保留旧城墙。但当地领导已决定要拆除城墙了，需要借金先生的名声去支持他们的决定，不料金先生坚持不同意，领导们磨到半夜金先生也不松口，次日一早他们把金先生送走，第二天就把这座2500年历史的古城墙拆除了。（董鉴泓，2002，辛勤耕耘，金石为开，直言陈词，铿锵有声，《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18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次金先生失败了，他十分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文革结束后，1979年到1988年间金先生又多次应邀参加苏州规划会议，他每次都提到这件往事，要求当地吸取教训，要保护旧城，在城外开发新区。他坚持规划原则，虽然往往受挫，却屡败屡战，不言放弃。我们几个研究生弟子曾跟随他参加过一些规划讨论会，他的当面直言，有时甚至让会议的主持者下不了台，弟子们又担心又敬佩，他却面不改色，继续慷慨陈词。在上述给上海市领导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金经昌先生直言不韪的作风，他的口气一如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市府领导故欲言又止、言而不尽，足以反映他为人的刚直。当然，这也反映了那位领导人难能可贵的求教诚心。
与此同时，金经昌先生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文字间流露出的真情，每每触动人心。1935年他自题相册诗曰：“世事如浮云，过眼皆陈迹。俯仰天地间，何处是成绩？”当年他25岁，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情跃然纸上。金先生1938年秋去德国，1946年底回国，前后长达八年，期间的思乡之情，表露在1942年秋在达姆斯塔写的《在山巅上》：“在山巅上我瞩目远望：望不见我那遥远的故乡！这山巅上怎么这般寂寞彷徨？伴着我只有那早晨还在祖国那边的夕阳！夕阳啊！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希望？夕阳无语，令人惆怅！近近遥遥，人间天上，是硝烟弥漫，还是暮色苍苍……”那时二战正在相持阶段，无论欧洲或是中国，硝烟弥漫，生灵涂炭，金先生的思乡之情反映的正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1989年，年近八十的金先生给我来信时分享了他除夕之夜所写的《寄怀》：“出师多未捷，换得满头霜雪。” 也是忆旧，也是感叹。
金经昌先生多才多艺，以金石声之名蜚声于中国现代摄影界。他早在1936年就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中国早期技术质量最好的摄影杂志《飞鹰》，几十年内拍了数万张照片，可以说摄影是他的第二生命。1989年2月1日他给我的信中说：“春节后将为我作白内障手术。我祷告上帝赐我光明。一个热爱视觉艺术的人，能没有好的视力吗？”他又说：“去年圣诞节我一张贺卡也未寄出，光邮资就省了六七十元。值此生活支出猛涨，既无由开源，则只有节流了。幸勿笑我穷酸太甚！……现在color slide 36张的要五十元上下，color negative 36张的要二十余元。对我来说，我倒不怕米珠薪桂，因为我饭吃得很少，影响不大。但彩照将有拍不下去之势，不亦悲乎！”我们看到过很多西方人拍摄的中国照片，但金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拍摄了很多德国的照片，记录了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1988年初夏，上海举办了“金石声摄影展”，得到一致好评。201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迹---金石声与现代中国摄影》一书，收集了他1100张照片，是一位老摄影家的足迹，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金石声摄影作品
图2：1934，上海外白渡桥
图3：1934，杭州古寺
图4：1940， 达姆斯塔城郊
图5：1949，编制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
左起：程世抚，鈡耀华，金经昌
图6：1962，黄山
图7：1983，北京古寺
2000年我在惊悉金经昌先生去世后写的回忆文章中曾说：
出国几十年，我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解有所加深，对先生在规划理论上的贡献建树以及难免的时代局限也有所体会。但是先生的正直，他的疾恶如仇，却如长夜明灯，令我终身难忘。……先生在中国的多事之秋，以自己的正直、良知、情怀、清贫，树立起了一个典型的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为后学者照亮了人生的历程。
（张庭伟，2002，忆金经昌先生，《金经昌先生纪念文集》，p19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前辈楷模，后辈当永追随之。
2021年10-12月
注：照片由金华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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